游民讲武堂：铁与血的颂歌 超级大炮的兴衰沉浮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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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无论目的是什么、使用何种口径的弹药，炮击-步兵进攻-炮击，这种程序都成了一战的象征：一顶顶钢盔在烈日下闪耀，一排排炮管指向天空，但是，这种诗意的描绘无法掩盖一个事实：老欧洲已经精疲力尽。就在这时，美国人走了进来，他们以逸待劳，跃出战壕，尽管“大伯莎”轰鸣依旧，但面对物质优势，血腥的战争还是走向了结束。

　　当硝烟散去后，巴黎大炮被拆毁，“大伯莎”被雪藏，和平协议被摆上了谈判桌，战胜国的首脑们满意地相互告别了，因为这些条约不仅规定了新世界的疆界，还试图削弱战后的武器，从而奠定一个“和平的基础”：《凡尔赛条约》规定了德军的规模，限制了克虏伯重炮的生产；《华盛顿海军条约》庄严地宣布，主力舰的火炮口径不能超过16英寸——从理论上说，这些都能避免“重蹈一战的覆辙”，然而，人们似乎忘记了，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，而是战争是否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选项，不到15年，上述协议就被接二连三撕成了碎纸。

最后的堡垒毁灭者

　　事实上，自一战结束后，工程师从未放弃改良超级火炮的努力，加入这场竞赛的，不只有老牌强国英国和法国，还有后起之秀——美国与日本。1920年之前，美国已经掌握了406毫米舰炮的生产工艺，而在太平洋另一面，日本人早在1920年代便开始为460甚至是480毫米的重炮工作。其最终成果是战列舰“大和”号，当1944年，其9门主炮带着巨大的轰鸣声、在3.3万米的距离开火时，这一轮钢铁咆哮几乎激发了一个国家的恐惧，当1945年，“大和”号最后一次出海时，尽管战列舰队的优势超过了6：1，但美军还是放弃了正面较量，而是将最后一击交给了航空母舰。

　　在德国，1933年1月，纳粹政权建立，“重新武装”计划让克虏伯起死回生。作为一战时期的步兵下士，阿道夫·希特勒清楚重型火炮的意义，不仅如此，德军也需要用一种强大的武器征服马奇诺防线。后者于1929年由法国国防部批准动工，拥有现代化的地堡和炮台。但颇为讽刺的是，这条防御带在“超级火炮”建成之前便沦陷了——1940年，在“闪电战”的打击下，它几乎是不战而降。也正是因此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，雪藏的德国重炮才真正投入前线，而充当目标的，则是苏联最坚固的要塞——塞瓦斯托波尔。

　　塞瓦斯托波尔，由沙俄将领亚历山大·苏沃洛夫下令建造，先后经历了两次围城。1854-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，英法联军试图兵不血刃征服这座堡垒，但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守城部队拿起武器坚决抵抗，战斗了总共进行了300多天。1942年春，德国国防军兵临塞瓦斯托波尔城下，作为其指挥官，冯·曼施坦因将军知道：俄国人一定会像88年前那样，继续顽强地守卫这座要塞。他不得不进行空前的炮火准备。在投入的武器中，有三种大家伙被记载在历史上——“伽玛”（Gamma）“卡尔”（Karl）和“多拉”（Dora）。这三种火炮是德国工业的精华：“伽玛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“大伯莎”的复活。它的炮弹与一辆汽车等重，操纵需要235名炮兵，但与绰号“卡尔”或“雷神”的600毫米巨炮相比，“伽玛”只能自惭形秽。“卡尔”是对付混凝土堡垒的特殊武器，发射的穿甲弹重达2.2吨，重量相当于一辆装甲车，可以击穿最厚的混凝土屋顶。其短粗的炮管略长于5.5米，再配以巨大的履带底盘，使其看上去像个移动要塞，但就连“卡尔”，也算不上德国火炮的顶尖作品。

　　真正的怪物被布置在贝克奇萨莱（Bakhchisaray），这种大炮被称为“多拉”，偶尔也被叫做“重型古斯塔夫”，其口径达到了800毫米，32.6米的炮管可将4800公斤（重量相当于一辆轻型坦克）的炮弹发射到45公里外，每发炮弹都需要20分钟装填。

　　在运输和开火时，“多拉”重炮都停放在两道铁轨上，两个高射炮营负责保护。这种火炮的操作、保护和维修需要4120人，整个发射流程需要一名少将、一名少校和1500名士兵操作和指挥。自然而然，人们可能对这些武器的作用提出质疑，但正是“多拉”，只用一发炮弹便摧毁了守军的弹药库，后来又用一发炮弹击沉了港内的一艘货船。

　　从6月底，这些超重型大炮夜以继日地开火射击——每天24小时，一直持续五天。7月3日，一切尘埃落定时，曼施坦因发回电报：塞瓦斯托波尔已沦陷！在1000多部火炮和坦克的残骸间，散布着数以万计的阵亡者尸体。但当时的德国人并不知道，这次战役只充当了第三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。

　　1942到1945年，从高加索山脉到北极圈，恢复了元气的苏军像潮水般进攻，战争的最后阶段，“卡尔”和“多拉”开出了停放场，在德国东部的密林中被自行炸毁。因为它们将要见证的，是第三帝国灰飞烟灭的时刻。1945年4月16日凌晨3点，苏军火炮在奥得河前线展开火力急袭，超过4万门火炮平行排开，与此同时，在德国西部，数百万德国部队正在英美两国的冲击下溃不成军。

　　“超级火炮”的黄昏也随之而来：这些武器目标巨大，并随时暴露在精确打击之下。尽管1945年后，其身影仍频频出镜，但它们的本质，大多是冷战狂想下的邪恶结晶。

　　其中的集大成者莫过于“原子大炮”，它们专门为毁灭苏联的装甲洪流而生。1953年5月，第一门“原子大炮”在内华达州进行了试射，它就是臭名昭著的“原子安妮”。和前辈不同，这种火炮发射280毫米的核炮弹，威力相当于15000吨TNT爆炸——其仅存就是是危险的，但在冷战中，还是有6门“原子安妮”被运出本土，并被部署到人口稠密的西欧地区。

　　1953年，第一门“原子安妮”出现在了华盛顿的阅兵式中，引起了苏联方面的紧张。后者很快行动起来，生产了420毫米的自行火炮“奥卡河”和406毫米的“聚光器”——它们的炮管来自未竣工的战列舰。但讽刺的是，这些“原子大炮”却很少被考虑使用，因为它们会随时招来炮火反击——也正是这些原因，1960年代，所有超级火炮项目都被取消。然而，在遥远的加拿大，一名叫吉拉德·布尔的科学家对此表示不屑。

HARP工程：加拿大人的致命狂想

　　22年前，布尔拖着和自己一样高的皮箱进入了多伦多大学，羞怯地低下了头。作为10岁的孩子，他发现自己无法融入新的环境。“人们把他当成外星生物，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同学。”布尔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：“于是，他只能像打劫一样，将全部的精力用于研究和学习。”

　　作为校园中成绩最好，也最特立独行的成员，布尔22岁便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。事实上，始终有一种激情在驱动着他。从很小的时候，他便开始阅读科幻和历史小说，并沉迷于研究各种战争机器。从中诞生了他最初的成果：一门特别的大炮——用来发射空气动力学模型。由于取代了成本昂贵的风洞——这门大炮令他声名鹊起。

　　之后，布尔的事业迅速起步。在美苏太空竞赛愈演愈烈之际，科幻小说《从地球到月球》为他赋予了新灵感，由此诞生了“HARP”计划，其核心是用火炮向太空发射卫星。对买不起火箭的国家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选项。加拿大政府第一个跳出来为项目拨款。

　　1964年，一根炮管被竖立在中美洲小国巴巴多斯，这根炮管由两门舰炮首尾相连而成，口径达到了406毫米。之后的几年，许多传说在当地不胫而走，其中最荒诞的一个是：一群“疯子科学家”正在“向外星人发射炮弹”。同时，一个团队陆续聚集在布尔周围，其中有HARP的另一位英雄——唐纳德·莫德尔。在政界、报刊和研究机构，莫德尔用自身的影响力展开游说。他告诉媒体和政府官员，如果项目被取消，加拿大、美国，乃至整个西方阵营，都将失去在太空竞赛中领先的机会。

　　无数个夜晚和白天，“HARP”的炮管反复将炮弹抛向空中。为进一步增加射程，布尔设计了火箭助推弹。1966年11月，HARP以垂直角度，将炮弹发射到180千米的近地轨道。历史学家理查德·格拉夫说：“如果布尔再获得一笔5000万美元的资金，今天，太空中将随处可见落后国家的轨道实验舱和通讯卫星。”

　　然而，布尔博士并不知道，他的工程正遭遇批评和质疑。更不幸的是，1966年后，奉行自由主义的加拿大政府已不愿再为HARP买单。布尔不得不关闭所有试验场，许多同事离他而去。接下来，他被迫在为生计奔波，并创办了“国际空间研究公司”，试图向世界推广HARP项目与衍生技术。其中一个成果是弹底排气——通过改变炮弹的构造，布尔令传统重炮的射程突破了40公里，然而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依旧是“HARP”计划的改进版，其口径接近1米，长度为300米，能将500千克的卫星送入太空，而建造这样的一门火炮只需要1000万美元。国际空间研究公司的宣传口号是：“HARP是一种全新的、具划时代意义的装备。”

　　然而，对许多技术人员来说，布尔的概念并不陌生：它源于二战德国的V-3计划，两者在原理上惊人地一致。和传统炮弹不同，V-3的弹头需要在数百米长的炮管内由点火数十次，每一次点火，都将提升炮弹的速度和射程。1943年9月，在30米的花岗岩之下，5000名奴隶劳工开始在法国北部建造5门V-3，每个炮管长127米，上方是厚3米的混凝土保护层。根据设想，这5门火炮在竣工后，每天可以向伦敦发射10000枚炮弹。

　　然而，这样庞大的工程存在一个问题——它很容易被发现。1944年的一次轰炸中，三枚炸弹击穿了V-3掩体，施工被迫完全停止。1944年末，德国工程人员又建造了一门更小的V-3火炮，它向盟军发射了183发炮弹，尽管这次炮击影响有限，但对布尔来说，上述事实已经给了HARP计划足够的启示。

　　对军火推销员来说，最理想的目标必定是战乱中的国家，而在上世纪80年代，这个目标就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。利用“伊斯兰革命”后的混乱，萨达姆在1980年9月进攻了邻国伊朗；同时，作为一位野心勃勃的统治者，萨达姆一直在考虑为伊拉克建立自给自足的军事工业。“与布尔交谈的前两分钟，我认为他个有想法的人；前10分钟，我开始相信他是个天才，前20分钟，你一定觉得他是个疯子！”萨达姆的一位幕僚如是说，但萨达姆却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了某种价值。

　　作为结果，布尔帮助伊拉克建造了200门大威力榴弹炮，这些火炮立刻被投入了战争中；同时，他将灵感倾注到了伊拉克开发的、210毫米“法奥”自行火炮上，后者也是中东国家制造的、最重型的炮兵武器。

　　得益于同伊拉克的合作，国际空间研究公司的收入节节攀升，但对布尔本人来说，最激动人心的依然是“HARP”工程的重启。布尔博士的计划是为伊拉克制造三门火炮：一门是较小的试验炮，另外两门是口径1000毫米的正式版。它们是真正的怪兽。在发射重型炮弹时，只要一天，它们就能摧毁一座城市，而订购这些巨炮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：为鼓舞人民，萨达姆需要向太空发射一颗卫星。

　　众多合同让布尔成了伊拉克的御用顾问。他知道HARP的危险性，但又由衷期待着一次自我证明。因为自从10岁走进多伦多大学的时刻，毕生的努力就几乎没有得到理解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有人看到他走进一战公墓，“独自与死者谈话”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家人离他而去。

　　1988年，在布尔进入生活低谷的时候，伊拉克以“建造输油管道”为名，向海外订购了HARP的部件：在合同中，订购方对零件的精度做了苛刻要求，这令整个项目几乎无法保密。对伊拉克的周边各国，尤其是以色列来说，这种大炮如同利剑悬在空中，在国际空间研究公司的总部布鲁塞尔，特工机构正在酝酿一个阴谋。

　　布尔对此几乎全然无知。他的儿子米歇尔评论说：“在布鲁塞尔，他白天四处奔走，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，晚上定时回到住所，去阅读历史书籍和公司文件——这是很容易被掌握的规律。”1990年初，布尔发现自己的寓所被破门而入。

　　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：布尔必须终止超级大炮计划，但萨达姆要求和布尔感到的是：为避免夜长梦多，应在有限的时间内把HARP完成。首批部件运到了伊拉克之后，另一个秘密计划也有条不紊地进行：1990年3月，一组特工抵达布尔在布鲁塞尔的寓所。当他开门之后，立刻倒在了血泊中，一名杀手还拍了死者的特写照片。随后，以色列情报部门把照片翻印，附上字条寄给了为伊拉克工作的欧洲雇员。字条上写道：“如果不想得到同样的命运，明天就别去工作。”同时，所有未交付的炮管也相继被欧洲国家起获。

　　历史曾经证明过，每个争议人物的死亡都有许多值得庆幸和令人同情的细节，不少国家和城市因此被拯救了，但喜剧背后的悲剧是：布尔的死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悲剧。热情和事业夺去了布尔的生命，让他和家人彼此疏远，因为布尔的事业中只有不被人理解的、制造超级武器的艺术，当他用赤诚的心换不到的时候，便改用向强权兜售灵魂去实现。甚至可以说，当年幼的布尔翻开书本，并被乌尔班、克虏伯和世界大战的暴力之美所吸引时，死亡的召唤便传来了。

超级武器的挽歌

　　从人类的进化史看，杀戮是有益和必要的：它的最大好处是，通过将多余和无能的男性暴露在危险下，稀有资源将不再短缺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，一边倒的大屠杀也从不是新名词：《圣经》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，在伟大帝国前进的脚步声中，也从来不乏鲜血淋漓的颂歌和史诗。

　　于是，为实现这个目标，武器的效率应当最大化，但从这种动机看，超级火炮却成了某种荒谬的产品：彰显国家力量，获得战斗胜利，获得虚假的安全感，这些都是空洞的说辞——与实际表现相比，它们的回报往往是如此惨淡。

　　HARP工程和“巴比伦大炮”无果而终，“多拉”和“巴黎大炮”只进行了屈指可数的发射，乌尔班的大炮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爆炸，但在500年中，人们依旧对此痴迷，从这种角度说，如果要在历史寻找某种讽刺，恐怕没有比超级火炮更加适合的对象了，它们有着最荒诞的外壳，也有着最丰富的内核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：人类的历史，恰恰是在狂想下不断推进。

　　与这种妄想相互纠结的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。事实上，从建造之初，这些武器的价值便超过了杀人机器本身，它们是武器，是暴力的图腾，是权威的传声筒，甚至是一针安慰剂，其价值在于，无论领袖还是平民，都能从中感受到某种不凡，而这一点，将弥补资源滥用带来的所有遗憾。正如阿道夫·希特勒所说：“宏伟之物是消除自卑感的一剂良药……如果一个政权想得到巩固，那么，它必须能建造一些能鼓舞民众的东西，它们必须可以见证和触摸，这并不是在炫耀，而是给一个国家以尊严，为了这个目标，完全可以不计成本。”

　　于是，它们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一样出现，在历史上留下厚重一笔，然而，当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，那些荒诞的前因后果又好像这座山的两边山脚，最后独自淹没在了风景画里面。如今，一切狂想都消失在了1453年、1918年、1945年、1990年，那些“超级大炮”炮管被埋藏，进而被历史淹没的瞬间。但是，在同一时刻，另一群身影也从黑暗中冉冉升起，因为人们仍在开发新的武器——它们更致命也更无用，这一切，像一个开始，一个结束，更像是一个轮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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