环球时报专访特区政府“特首政策组”组长黄元山：特首“智囊团”一年来做了什么？

【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白云怡 陈青青】香港特区政府去年年底宣布成立“特首政策组”，这一小组被认为是行政长官施政背后的“智囊团”，引发多方关注。时隔近一年，特首政策组为特首提供了哪些决策支持？在香港的治理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日前，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走进香港特区政府总部，采访了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。

环球时报：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政策组同事们的日常工作？政策组如何为特首及特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？

黄元山：特首政策组的定位是为特首服务的内部研究机构。从去年年底成立至今，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“四个方向”和“一个任务”，目前政策组共47名同事依此分成五个工作团队。

“一个任务”是指我们每年要统筹撰写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。特首每年的施政报告都是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就是这份报告背后的主要推手。

“四个方向”中第一是关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研究，比如不久前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谈到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”和“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”，这些都是政策组非常关心的内容，我们会思考和研究香港该如何对接好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。

第二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形势。作为一个国际城市，香港既要保存独特地位，也要对接和服务好国家的外交大局。我们也在做一些“一带一路”的研究，尤其是同东盟和中东方面的关系，都是香港未来国际发展的重点。

第三个方向是做一些前瞻性、策略性、有大局观的政策研究。我们和香港15个政策局有分工，特首政策组的部分要求“站得更高，望得更远”。国家在科技、教育、文旅等方面都有自己五年以上甚至到2035年的长期规划，我们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做一些远景规划，研究香港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。

第四个方向是分析香港的民情民意、舆论、政治和社会走向。我们会通过民意调查、社交媒体分析、大数据等渠道，对一些政治人物或重要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，分析把握上述情况。

环球时报：政策组和特首如何互动？政策组的工作成果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化为特首和特区的施政举措？

黄元山：我们每周都会向特首提交研究报告，并向他当面汇报。他也会指示我们的工作，算是“亲自监督”。

在拿到特首的批示后，我们也会跟相关政策局继续做深入的论证分析，最终将我们的结论体现在施政报告中。

环球时报：特首政策组下面还有一个专家组，包含了香港和内地很多知名的专业人士。他们是如何为特区政府的治理工作服务的？

黄元山：特首政策组有一个56人组成的专家组，其中很多人都是政策研究的专家，我们和专家有四大沟通机制，以对接他们最关键的研究成果。比如，每一位专家组成员都会配备一位特首政策组的资深研究人员，作为其个人研究联络专员，为其提供及时、适当及针对性的交流和协助，每季度至少有一次交流；特首政策组也会聆听专家的研究成果，丰富研究的角度和内容。我们还会按研究题目与专家组成员进行深入的小组交流。

此外，今年年初，特区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由34名成员组成的特首顾问团，包含了许多香港本地和国内国外有影响力的人物。政策组扮演顾问团秘书处或办公室的角色，把顾问们的想法和意见吸纳到我们的调研中。

我本人以前担任过香港立法会议员，立法会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还有商界、行业有影响力的人士，都是我们收集意见的对象，他们的意见也会成为我们内部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政策组是一个“智库中的智库”，汲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并将其转化为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。

环球时报：您和政策组的同事与内地机构、企业的交流多吗？

黄元山：从去年12月28日到现在，我因公务去了内地近10次，目的地包括深圳、广州、珠海、江门等，也去北京参加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大部分调研目的都与大湾区的发展有关。就在本月，我和19名同事还去了北京，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“提升策略规划与政策研究能力”研修班。在此期间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见了我们一行人，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，作了很多重要指示。

此外，在北京我们还去了6个部委及下属研究机构进行交流，包括发改委、外交部、文旅部、科技部、商务部、外汇管理局，使香港的政策能更好地对接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。我也很鼓励同事多去内地调研并向我汇报，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。

环球时报：政策组对特区国安工作的关注度有多大？

黄元山：政策组有三个副组长，其中一个出身保安局，这也体现出香港需要“安全与发展并存”。特首对安全事务也非常关心，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会做大量的工作。例如在2023年的施政报告中，我们提到了23条立法、在康文署下成立“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”、设立两所博物馆介绍国家和抗战历史、在中小学和香港社会各方面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，这些都是建立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方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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