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总师，走了……
6月13日，中国工程院官网发布消息，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王永志已于6月11日逝世，享年92岁。
王永志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。他于1932年11月出生在辽宁昌图县，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，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。
他的突然离世令人扼腕叹息。
王永志曾说，他一生干了三件事——研制导弹、送卫星上天、送中国人进入太空。
在工作中，他展现出了勇于创新、敢于担责的宝贵品质。
“要想有创新思想，首先自己心里要有底气，同时也要有勇气。这种勇气是出于事业心和责任感。”他说，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和志愿。”
硬着头皮敲开钱学森的房门
1961年，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，立即投身于我国第一代火箭的设计和研制工作，并在钱学森、任新民、屠守锷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。
1964年，担任中近程火箭总体设计组组长的王永志来到大漠戈壁，参加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“东风二号”的发射任务。
当时正是6月底，炎热的天气让推进剂迅速膨胀，储箱内无法灌入足量推进剂，这将影响导弹射程，使其无法到达弹道区，从而无法获得参数。在场专家十分焦急，想尽办法添加推进剂，王永志却有不同意见。
他后来解释说，该导弹是以液氧为氧化剂，用酒精作为燃烧剂。液氧是恒温的，酒精遇热会膨胀，不仅影响燃料加注，还会在消耗过程中改变燃料配比。大家都想添加燃料，实际上加入的酒精越多，导弹上的无效重量就越大。他对高温导致密度变化后的推进剂配比进行了严密计算，最后得出“应卸出600公斤酒精”的结论。
王永志在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话还没说完，会场一片哗然。在场专家对这位年轻中尉并不熟悉，何况他的意见如此“离经叛道”。“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，你还要往外泄燃料？”有人甚至不客气地说。大家继续讨论着，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。
王永志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但他不甘心。“这是大事。问题不解决，这一发就白打了。”情急之下，他硬着头皮敲开了钱学森的房门。钱学森并没有轻视王永志，一边听他说，一边提问题。充分交流后，钱学森喊来“东风二号”导弹总设计师说：“王永志的意见正确，按他的办法实施。”
在第二天的会上，钱学森力排众议，当众肯定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。
1964年6月29日，“东风二号”导弹发射成功，标志着中国导弹事业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。王永志也在不断历练中，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。
打一场有生以来最困难的硬仗
1986年，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。
当时，中国火箭研制面临巨大压力，市场萎缩、研制经费缩减。但在国际上，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事，卫星发射运力短缺，无形中带来了绝佳机遇。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，成为中国火箭研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。
不过按照当时国际市场的需求，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至少要达到8吨，这是我国主力箭型的几倍。怎样让运载能力实现如此大幅提升？“靠增加子级让火箭‘长高’，效果已经不大了，要让它‘长胖’。”王永志说。他提出了放弃串联方式，采用横向并联捆绑、增加4个助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全新思路。
按照这一思路，科研人员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为基础，增加了4个直径2.25米助推器，并将芯级一、二级分别加长4.6米和5.2米，让200公里高度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之前的2.5吨提高到9.2吨。这型火箭名为“长征二号E”，也被称为“长二捆”。
1988年11月1日，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，这是我国与外方签订的第一份商业发射合同。然而，合同内容复杂且苛刻。美方要求我国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；同时，美方任何时候只要认为我方不能发射，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能够按时发射，就有权随时终止合同，并对我方罚款100万美元。
面对巨大的经济风险、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，王永志力排众议，坚持上马“长二捆”。他带领大家掐算着工期，将以往需要5、6年的设计、研制、生产和试验全过程压缩到一年半，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全箭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样、120多个工艺攻关项目、5000多套特殊工装、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、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和20项技术难题。后来他说，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最困难的硬仗。
1990年7月16日，“长二捆”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，将澳星模拟星/ 巴基斯坦卫星送入预定轨道，首次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这次成功不仅让我国搭上了国际商业发射的班车，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登上了新的台阶。
“我是总师，我责无旁贷”
2022年4月16日下午，王永志和家人坐在电视前，通过直播迎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。返回舱平稳着陆，王永志笑了，很平静。“一开伞就放心了。”他说。
这一年，距离他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已经整整30年。
1991年3月，王永志和同事们提交了《以飞船为基础组建空间实验室的构想》报告，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，他作为论证组组长，和专家们一起开展技术方案论证。
按照之前的讨论，这项飞船工程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空间站建设积累经验。但在一次会上，王永志提出了异议。“飞船顶多飞7天，空间站可能用10年、20年。仅凭飞船的研制经验就敢贸然发射空间站吗？不行。”他提出建议，增加一个过渡飞行器。
从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，再到空间站，王永志的构想最终演变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。
1992年9月21日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，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。回想当时的心情，他说：“压力贼大。”
载人航天任务最重要的是安全可靠。然而，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要快速发展就不能一味求稳，也要拿出创新跨越的勇气。
按照国际经验，在将航天员送上太空之前，要开展多次大动物试验。例如苏联、美国等，就曾用狗、猴子、黑猩猩等动物作为探索太空的“先驱”。但对当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，重走这条路，将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。可是不这样做，如何确保航天员的安全？
王永志组织召开了两总联席会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很清楚，虽然是会议决策，但提议者无疑是主要责任人。他说：“我是总师，我责无旁贷。”
于是在神舟三号、四号飞船上，出现了一位特殊的乘客。这是一个重70公斤的模拟人，能够穿上航天服，以航天员的姿态坐在飞船座椅上，还可以模拟航天员在飞行过程中的脉搏、心跳、呼吸、饮食和排泄等，并将多种重要生理参数传输给地面。“假人”试验给我国送真人上天带来了底气。
2003年，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，王永志送给航天员杨利伟一句诗——“飞扬直上八千丈，只手拨云观沧海。”诗句背后，是他承担的千钧重压。10月15日，杨利伟遨游太空，圆了中华民族的千年“飞天梦”。
如今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，历次任务连战连捷。骄人的成绩让王永志倍感欣慰：“我们一直是安全的。”
40多年来，王永志在中国战略火箭、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，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愿王老一路走好！
科技日报记者 付毅飞